保罗·策兰诗11首

从1945年4月到1947年12月，策兰在布加勒斯特住了将近两年，从事翻译和写作。他开始以Ancel为笔名，后来又将其音节前后颠倒，以Celan（策兰）作为他本人的名字，这在拉丁文里的意思是“隐藏或保密了什么”。而这一改动是决定性的：此后不仅他的身世，他的以“晦涩”著称的诗、他的悲剧性的内心、甚至还有他的死，都将被置于这个痛苦而又扑朔迷离的背景下。

1970年4月的一个深夜，策兰在巴黎从米拉波桥投塞纳河自尽。直到5月1日，一个钓鱼的人才在塞纳河下游发现他的尸体。

据说最后留在策兰书桌上的，是一本打开的荷尔德林的传记。他在其中一段画线：“有时这天才走向黑暗，沉入他的心的苦井中，”而这一句余下的部分并未画线：“但最主要的是，他的启示之星奇异地闪光。”

其二，秦汉时期，中央王朝的政策对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交往以及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影响很大。在北方，秦始皇修筑了长城以御匈奴，确立了游牧民族地区和汉人农业地区的分界线。在南方，秦亡后秦军余部约二十万人留戍岭南，与当地越人互相融合。汉代击败匈奴，南匈奴部分融入汉族，部分融入蒙古族先民。汉代实行大规模的移民政策，对民族关系影响很大。首先是大量汉人向四方迁徙，如汉元狩四年（前119）将函谷关以东的七十二万五千贫民分别迁往甘肃的临洮、庆阳，陕西的府谷、米脂，江苏的苏州。与此同时，又将边地的少数民族大量内迁，如元封元年（前110），东越降汉，“迁其民于江淮间，遂虚其地”（班固：《汉书·武帝纪》）。迁走的越人数量相当惊人。这样，民族间的相互接触、影响大大增强。特别是汉代独尊儒术，而儒家思想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思想，是汉族先进文化的集中体现，中央王朝提倡以儒家思想服四方蛮夷，认为“夫和戎狄，国之福也”（《左传·襄公十一年》），只要“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其结果，在少数民族中造成了慕汉心理，有利于少数民族的发展。

其三，汉代辞赋发展的影响。汉代，辞赋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贾谊、枚乘、董仲舒、司马相如、东方朔、扬雄、张衡、蔡邕、赵壹、祢衡等一大批辞赋家，同时还有司马迁、班固、班昭、刘向、刘安、王充等一大批散文家。枚乘的《七发》不仅在内容上有很强的讽刺性，而且将令人厌倦的辞赋“裁而为七，移形换步，处处足以回易耳目”（于光华：《文选集评》卷八引清人何焯语，乾隆年间刊本），对后来辞赋的发展影响很大。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发展了始于宋玉、荀卿的这种诗体，使之成为汉代的代表性文体。汉代的乐府歌辞和民歌也有很大的发展，所收集的民间作品中当有一部分少数民族作品。在格式上，西汉为四言及长短句，到东汉五言定型，奠定了后来五言诗的基础。上述文学背景，深深地影响了周边少数民族诗歌。

在上述社会背景和文学背景的推动下，北方、西南、南方少数民族中都产生了诗词作品，可惜失于搜集和文献湮灭，所存几如凤毛麟角。

一 北方地区诗歌

北方地区主要包括现在的东北三省，山西北部到内蒙古自治区。两汉时，东北松辽平原先是夫余人建立起地方政权，公元前37年，北夫余朱蒙（亦作邹牟）为避国人之害，率亲信到浑江中游的卒本川建国，公元14年，其后继者将高句丽县收入其国，迁都今吉林集安县城，称高句丽国。其国用汉字，汉文经史子集无所不有，在广泛吸收中原文化的过程中，文学也得到了发展，可惜诗文大多失传，今仅存《黄鸟歌》、《人参赞》两首诗。《黄鸟歌》很短：

翩翩黄鸟，雌雄相依。念我之独，谁与其归。

此歌为高句丽第二代王琉璃明王类利所作，为仿《诗经》的四言诗，其意略似《关雎》，乃失偶之歌，以黄鸟雌雄相依作喻起兴，衬其孤独，言简意深。原来琉璃明王类利有禾妃、雉妃二继妃，二妃争宠，禾妃趁王出猎之机赶走汉妃雉妃。王闻之策马追赶，雉妃怒而不归，王于树下暂歇，望妃远去，适有黄鸟飞集，有感而作此歌。《人参赞》也是四言：

正桠五叶，背隅向阳。欲来求我，椴树相寻。

这也是《诗经》格式，是一首生产经验的歌，短短的几句歌，就把人参的形状、生长规律和共生物作了精确的归纳，内含深意。

在北方民族诗歌中，有的是以汉语记少数民族歌词的，至今仍未破解。如汉《铙歌十八曲》中的《石留》：

石留凉阳凉石水流为沙锡以徽河为香向始冷将风北

逝肯无敢与于扬心邪怀兰志金安薄北方开留离兰

这是西汉时的《短萧铙歌》，“始皇之初，班壹避地于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班固：《汉书·礼乐志》）“鼓吹”指的就是这种歌。楼烦为古县名，治所在今山西西北长城脚下的宁武附近，春秋末年至汉为游牧民族楼烦部栖息之地，故其“鼓吹乃夷乐，非中土旧有之声调”（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因无译文，至今不知所云。

二 西北地区诗歌

《匈奴歌》是西汉时期西北一首著名的民歌。西汉时期，匈奴是中华大地上强大的政治力量之一，其兴起于战国末年，驰骋于我国北方草原森林文化圈。“它不仅是北方边疆各民族的先民，而且也是汉族先民的成员之一”（王锺翰：《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匈奴“是我国第一个建立起奴隶制国家的边疆民族”，其立国者为头曼首领。自其长子冒顿于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杀父自立为单于，“乘刘邦与项羽逐鹿中原之机，开疆拓土，扩大牧地，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收秦前所夺匈奴地”（王锺翰：《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以冒顿为首的匈奴奴隶主集团并不以此为满足，继续向南袭扰，对汉朝北边农耕造成很大的破坏。冒顿雄心勃勃，东灭东胡，西击月氏，南入河套，甚至于公元前200年将刘邦围于白登（今山西大同），赖陈平厚贿其内室得脱。刘邦取娄敬计，献宗室女与之和亲。按娄敬之策：“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外孙为单于，岂曾闻外孙敢与太父亢礼哉？可毋战以渐臣也。”（班固：《汉书·娄敬传》）但匈奴上层奴隶主集团为利益所驱使，照旧纵骑南扰，说明娄敬计之迂腐。待汉室站住了脚跟，便开始对匈奴用兵，如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命卫青与苏建、李沮、公孙贺等将兵十万击右贤王，败之。但次年复出兵定襄北征，汉军虽有战绩，但右将军苏建等所部三千余骑被歼，几乎全军覆没。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又令骠骑将军霍去病、郎中令李广等分别自陇西、北地、右北平出击，霍去病于焉支山、居延、祁连大败匈奴浑邪王、休屠王所部，俘斩近四万人，擒其诸王、王母、王子、相国、将军等一百多人。次年又由卫青与霍去病分别将兵五万出击，直抵瀚海，大胜而归。后匈奴分裂，一部分北遁，一部分南降，分别成为蒙古族、汉族等民族的一部分。汉武帝败匈奴，于其地先后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匈奴失去了一大块水草丰美的牧场。上层刀兵相向，受害的是普通百姓。《匈奴歌》便是匈奴百姓哀叹的产物：

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匈奴是游牧民族，六畜是他们生存的生命线，失去六畜，何以为生？而六畜之蕃衍，皆得益于祁连山丰美的水草。祁连山在甘肃走廊之南，多雪峰、冰川，弱水、石羊河、黄河各支流多发源于该山脉诸谷，山坡及走廊谷地得以润泽，水草丰茂。失去祁连山，何以为生？短短的两句诗，蕴含着多少哀怨？！第三句的焉支山，在甘肃中部的山丹县境内，近水泉子城，乃是匈奴人的聚族中心之一，内地与西北的物产在这一带交汇，失去这一带，自然“嫁妇无颜色”，也就是失去了生活的色彩。匈奴人世代生活在甘肃走廊，依水草放牧为生，自奴隶制出现，上层奴隶主集团物欲膨胀，不断向内滋扰用兵，和朝廷发生拉锯战，终使百姓失去了丰美的牧场，诗中对此满怀哀怨之情，包含着对往昔的眷念。史称匈奴失去阴山以南的土地，“过之未尝不哭也”。汉武帝征匈奴也损兵折将，后来下了“罪己诏”。

此诗原文不得而知，汉文为四六言，对应整齐，层次分明。两句为一段，第一段先咏物，第二段落实到咏人，转换自然。全诗无华丽修饰语，直抒胸臆，在朴实中蕴含着刚劲，有北方民族诗歌粗犷的风格。诗中所选取的意象依顺序有着内在的联系，并且给人予想象的空间。

三 西南地区诗歌

《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永平十二年（69），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其称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西南去洛阳七千里，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始通博南山，渡兰仓水。行者苦之”，于是作《行人歌》唱道：

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度兰仓，为它人。

六县中包括不韦县，汉元鼎初年，南越国太后求内属，武帝许之，但丞相越人吕嘉协幼帝赵建德反，汉武帝平之，徙吕嘉族人至今云南西部怒江与澜沧江之间的保山一带，“置不韦县，以彰其先人之恶。”（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县治在今保山的金鸡村，这一带属于哀牢山范围。此歌应是僚人即壮傣祖先越人所唱，据《南中志》载：永昌郡“有闽濮、鸠僚、票越、裸濮、身毒之民”。有僚言，“哀牢”本越语，壮傣语“哀”为人的量词，今特指中年男人，傣语汉字记音为“岩”；“牢”即僚，故“哀牢”意即僚人。此歌虽然仅有六句，却包含了复杂的情感。“汉德广”是对朝廷的赞颂，即汉德广被，根据是“开不宾”，把还没有归服朝廷的地方和民族都收服了。第三、四句意在演绎“苦”字，古道虽已开辟，然而当时去滇西之路，到处是危岩湍流，高山深谷，密林蔽日，瘴气弥漫，虎狼伺人，此地百姓要冒生命之夷给朝廷和地方官当差进贡；朝廷官员来往要老百姓伺候，都要在这条危险的路上跋涉，何其苦啊！所有说不尽的苦，都包含在“行者苦之”四个字里。这两句含蓄的诗，实际否定了封建朝廷之“德”，道出了本诗的主题：我们这么辛辛苦苦地度博南、渡兰仓，全是为了他人卖命。当然事物往往都有它的两面性，朝廷打通西南通道，从长远的历史看，对于加强西南与内地的交流，促进滇西的发展，打通与南亚次大陆的关系，有重大的意义。

《行人歌》在艺术上很有特点，全诗用语简洁，三言六句十八字，无修饰语，音韵和谐，诗行流畅，朗朗上口，适于行人随口而歌，以吐其苦。结构紧凑，先有汉德广被，才能“开不宾”；收服了那里的少数民族，让他们搭木桥，修栈道，才能过博南、渡兰仓；最后点题，我们冒生命危险去开山修道，全是为了他人。层层展开，词意由隐而显，前后连接自然。而此诗的真正意思在吐“为他人”之苦，却以“汉德广”开头，第二节开始反其意却不明说，第三节点题但又不过于显露，有“深文隐蔚，余味曲包”（刘勰：《文心雕拢·隐秀》）之妙。

《白狼王歌》又称《白狼歌》、《白狼歌诗》、《笮都夷歌》，此歌是汉代民族关系和朝廷民族政策的产物。汉代时的中国已经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帝国，中央王朝不得不注意民族事务，特先后设立典客（九卿之一）、大行令、大鸿胪、典属国加以管理。朝廷的政策比较灵活，据《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当时实行的是“因其故俗，为属国”的政策，颜师古注：“凡言属国者，存其国号而属汉朝。”这样，各族分布地区既是汉朝的一个行政单位，又保留了各该族上层的相应权益，尊重各族的风俗，加上汉代独尊儒术，对四隅各族只要崇儒便是兄弟，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日趋频繁，这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调整了民族关系，并且在各民族中产生了慕汉心理，《白狼王歌》便是慕汉心理的产物。《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永平（58—75）中，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数岁，宣示汉德，威怀远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盘木、唐菆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称为臣仆。辅上疏曰：‘……今白狼王唐菆等慕化归义，作诗三章。路经邛崃大山零高坂，峭危峻险，百倍歧道，襁负老幼，若归慈母。远夷之语，辞意难正，草木异种，鸟兽殊类。有犍为郡掾田恭与之习狎，颇晓其言，臣辄令讯其风俗，译其辞语。今遣从事史李陵与恭护送诣阙，并上其乐诗。”

《白狼王歌》凡三章，四十四句，一百七十六字，有译文及原文汉字记音，保存了汉代邛崃（今四川邛崃山以西的汉源一带）少数民族语言，弥足珍贵。译文及原文如下：

第一章 远夷乐德歌诗

大汉是治，与天合意。吏译平端，不从我来。

（堤官隗构）（魏冒逾糟）（罔驿刘脾）（旁莫支留）

闻风向化，所见奇异。多赐缯布，甘美酒食。

（征衣随旅）（知唐桑艾）（邪毗    ）（推潭仆远）

昌乐肉飞，屈伸悉备。蛮夷贫薄，无所报嗣。

（拓拒苏便）（局后仍离）（偻让龙洞）（莫支度由）

愿主长寿，子孙昌炽。

（阳雒僧鳞）（莫稚角存）

第二章 远夷慕德歌诗

蛮夷所处，日入之部。慕义向化，归日出主。

（偻让皮尼）（且交陵悟）（绳动随旅）（路旦拣雒）

圣德深恩，与人富厚。冬多霜雪，夏多和雨。

（圣德渡诺）（魏菌度洗）（综邪流藩）（筰邪寻螺）

寒温时适，部人多有。涉危历险，不远万里。

（藐浔泸漓）（菌补邪推）（辟危归险）（莫受万柳）

去俗归德，心归慈母。

（术叠附德）（仍路孽摸）

第三章 远夷怀德歌诗

荒服之外，土地硗确。食肉衣皮，不见盐谷。

（荒服之仪）（犁籍怜怜）（阻苏邪梨）（莫砀粗沐）

吏译传风，大汉安乐。携负归仁，触冒险峡。

（罔译传微）（是汉夜拒）（踪优路仁）（雷折险龙）

高山岐峻，缘崖磻石。木薄发家，百宿到洛。

（伦狼藏幢）（扶路侧禄）（息落服淫）（理历髭雒）

父子同赐，怀抱匹帛。传告种人，长愿臣仆。

（捕茝菌毗）（怀稿匹漏）（传室呼敕）（陵阳臣仆）

《白狼王歌》是现存的汉代最长也最完整的少数民族诗歌，对此歌的族属向来多有争议，过去多认为，其语言与羌、彝、纳西、白等民族的语言相近，应为今藏缅语族各族先民的诗歌。近年又有学者认为，古代四川广布僚人，应为僚人即壮族先民的诗歌，并且对《白狼王歌》逐字进行语音构拟（黄懿陆：《壮族文化论》，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无论如何，此歌有浓郁的民族风格，这是毫无疑义的。首先，它是用少数民族语言创作的，这就决定了它的民族形式。虽然翻译后其优美的韵律大体消失，但在所记录的汉字记音中仍有余音。原文的语言当是白狼部民歌语言，即便翻译之后，仍然看得出来其用语之通俗、质朴、自然，少雕饰，反映了白狼人的朴实民风。在结构上，三章依感情之发展依次递进，从乐德到慕德，从慕德再到怀德，层层展开，流畅自然。末尾落到“传告种人，长愿臣仆”，水到渠成。在形式上，全诗均为整齐的四言，显然受到《诗经》的影响，是民族文化交流的体现。在内容上，它反映了白狼部的生产生活习俗，“食肉衣皮，不见盐谷”，与古籍所载羌人“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班固：《汉书·西域传》）、“男女衣裘褐、被毡。畜牦牛、马、驴、羊以食，不耕稼”（宋祁等：《新唐书·党项传》）的记载相符。诗中还反映了白狼人生活的艰难：“蛮夷贫薄”、“荒服之外，土地硗确”。但这个民族很朴实，很重感情，在《远夷乐德歌》中，表达的是归服于汉、“闻风向化”的欣喜心情，一个小部的首领受到了“甘美酒食”的接待，心中感激，因“无所报嗣”，只能祝“愿主长寿，子孙昌炽”。在《远夷慕德歌》中，诗人先述说白狼乃是边隅的“日入之部”，现沐深恩，必风调雨顺，“部人多有”。故而像投慈母怀抱一样“不远万里，去俗归德”。《远夷怀德歌》先说自己来自一个环境险恶的地方，经过百日艰难的跋涉才来到洛阳，受到了“父子同赐，怀抱匹帛”的接待，十分感激，回去一定“传告种人，长愿臣仆”。这里不仅表达了对朝廷的感激之情，情愿归服，而且表达了白狼部与汉族人民的友谊和团结。诗体虽属宫廷或庙堂文学，但感情真挚自然，有浓郁的抒情韵味，2000年来一直受到重视，多种古籍转载。它也从侧面反映了汉代民族政策的成效。

第四节 南方地区诗歌

《郡人歌》是西汉时期岭南壮族祖先唱的一首赞歌，刊于欧大任的《百越先贤志》卷二。秦汉时期，儒学南渐岭表，岭南“渐见礼化”（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两汉时期，出现了儒学大家陈钦、陈元父子，以治《左氏春秋》名闻中原，王莽曾从陈钦习之。在他们的影响下，越人中出现了一批谙熟儒学的上层人物，陈临便是其中的一位。据《百越先贤志》，临字子然，南海人，谙熟儒家经典，郡举孝廉。后官苍梧郡太守，多有政绩。他“推诚而理，导民孝悌。民有遗腹子，为父报仇杀人，吏所捕获，临知其无嗣，命其妻侍狱中，后产一子。”郡人因之以歌赞他，歌曰：

苍梧府君恩广大，能令死囚有后代，德参古贤天报施。

当时的郡人为壮族祖先，他们不仅以歌赞之，还在苍梧东门为他立祠纪念，在他调任廷尉以后，仍于每年五月五日就祠“令小童洁服舞之。”歌为七言，显然受汉族诗歌的影响，但由三句构成一首，却是壮歌的特点，至今依然流行。且不论陈临的做法是否合法，但这反映了他的人文关怀和以人为本的人文思想，也反映了岭南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之大。作为郡守，能注重道德教化，并且竟能想到将受极刑犯人是否有后，在那样的时代，毕竟难得。这说明，为官一任，哪怕为百姓办一件小事，老百姓也不会忘记，这就是这首歌内容的可取之处。在艺术上，此歌无特出之处，前两句比较浅显，直抒胸臆，后一句颂其德如古贤，并且预祝他得到天的报赏，表达了一种真诚的祝福，感情朴实，颇为动人。

《刺巴郡郡守诗》是《华阳国志·巴志》中所记载的巴人诗歌中的一首，作于东汉孝桓帝（147—167）年间。巴人为古族名，早年居锺离山（今湖北长阳县）一带，著名首领为廪君，后扩展到鄂西及川东。曾参加武王伐纣，封巴子国。秦灭之在其地建巴郡。东汉时称江夏蛮。今土家族与巴人有渊源关系。巴人由于分布靠近中原，深受汉文化的影响，此诗可见一斑：

狗吠何喧喧，有吏来在门。披衣出门应，府记欲得钱。

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尤。旋步顾家中，家中无可与。

思往从邻贷，邻人已言匮。钱钱何难得，令我独憔悴。

此歌产生时，河南人李盛位居郡守，巧取豪夺，民不堪负，愤而作此诗刺之。但作者没有直接抨击李盛，而是通过一个实例，以叙事诗手法描述一位凶狠的小吏夜闯民宅，索捐逼赋，形象地反映了李盛统治下的巴郡民不聊生。此诗构思颇费匠心，首先，作者不是直接刺李，而选择了一位小吏作为抨击的对象。时间则选择民已入睡的晚上，以现其狠。在结构上，头两句描写悍吏凶狠打门，闹得众狗狂吠，渲染出一种在夜幕下让人心惊肉跳的混乱场面。三四句描写惊慌的主人连忙披衣出门，问清原来是郡里逼赋，暗含对李盛的谴责。往下两句主家痛陈家贫，哀求缓期，马上遭到怒吏的斥责。主家无奈，急返身遍索家中，一无所获。又忙往邻家求贷，空手而归。往下这家主人的悲惨处境可想而知，但诗中却没有明说，留给读者想象的空间，显示出相当的艺术功力。此诗的艺术匠心在于采取了一滴水见太阳的手法，以小贪牵出大贪，以小吏的行径衬托李盛的贪婪凶恶，别出心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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